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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循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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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助理
行业:
职能部门:
城市:北京
金币:408

    国企改革循证

   本人是一个以个人名义进行管理咨询工作的管理顾问、管理讲师,从事此行业已有20多年。自2008年本人进入了某家大型国有企业,至今已经工作了五年。在这五年中,刚好历经了该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在这五年中,笔者深入的学习了德鲁克“管理的实践”、菲佛和萨顿的“管理循证学”、明兹伯格的“第三代教育管理思想”等,笔者坚持在基层工作,撰写了近三十万字的管理札记:《国企改制的根本阻力》、《国企亏损之分析原因篇》、《国企亏损之解决方案篇》

    这次两会闭幕之际,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实现中国梦想:国民收入“翻两番”。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使笔者长夜难眠,我仔细的回顾了,笔者在该国企所经历五年多的改制经历和感悟(三十万字的管理札记),十分希望将其贡献出来做为国企改制的参考。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国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台 释放重要信号(附股)》,看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记者在文章中收集了很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发言,笔者认为非常值得公开的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样才能更好的深入国家改革。我的理念是:“优质的改革方案是实践出来的,而绝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为了能让大家容易看懂,我特意将记者们在文章中的应用文字,用黑笔写出,而本人的评论和观点用红笔标出。让读者一目了然。我已将这些内容编写成PPT课件,起名为国企改革循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课程培训体系,希望有兴趣的同仁们与我联系,共同探讨改革大计。

国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台 释放重要信号(附股)

导读:
  国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台
  迟福林委员:尽快形成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期待杜绝国企职工"被内退"
  广东深化国企改革 提升国资证券化率
  准公共性竞争性国企各有侧重 广东率先探索分类推进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新征途
  央企再整合:中国华粮总负债184亿 整体并入中粮
  国资委表态力挺央企重组 12股面临重大机遇

  国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台
  记者从国资委权威人士处获悉,国资委正着手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就下一步国企改革方向和路径进行相关调研;如进展顺利,改革方案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出台。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筹备出台这样一个文件,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国企改革今年有望获得大的进展。”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方案
 筹划国企改革“路线图”
  上述国资委权威人士对记者表示,由国资委牵头,计划出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并已向国务院汇报。对于这一方案的制定,国资委已成立工作组,由国资委主任王勇、副主任邵宁负责,内容将包括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的原则、方向、目标、任务、路线、时间等方面。
  “总结30年国有企业发展的经验,分析哪些方面存在问题,突破口在哪里,什么时间要干什么事情。”上述权威人士说,前一段时间开了一个座谈会,在1月底给各个地方国资委下发了征求意见表,要求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意见,包括国有企业哪里需要改,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是什么,国有企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等。各地结合本地的改革探索经验,给出相应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纲领性改革意见将明确国企改革的战略方向,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在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资监管体系“这次的改革方案,首先要按照国有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梳理,按照其功能和性质进行分类,再按照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制定不同的改革方向。”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记者说。
  据权威人士透露,下一步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对国企进行战略性定位,一类是公益性国企,另一类是竞争性国企。
  经营成本的刚性上升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了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倒逼”机制。国资委主任王勇在全国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坦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难度也越来越大。从国有企业自身经营来看,也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处于深度下滑状态,亏损企业增多,债务规模过大,利息负担加重,财务风险加大。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营业收入34 .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实现利润1.7万亿元,同比下降6.9%。
  王勇表示,今年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在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监管
 形成分类监管体系
  在对国企进行公益性和竞争性分类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监管,形成更加完善的国企国资监管体系,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监管这一小项里,头一句重点讲的就是分类。看上去显得非常低级的分析。这就好比是说;我们的政府一直致力于国企改制的监管工作,几十年来工作毫无起色,现在突然醒悟过来了,发现根本原因是:“我们监管没有分类”,还成了“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谁又能相信呢?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表示,“由于两类国企承担的职责和发挥的功能不同,所以监管部门应以不同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

笔者倒是怀疑这些所谓代表是否真正的了解国企?是否真正的具有国企改制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水平?难道现在正在改制的国企董事长和高管,就一定是国企改制的行家里手吗?这个推理能成立吗?如果成立为什么还会出现“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处于深度下滑状态,亏损企业增多,债务规模过大,利息负担加重,财务风险加大”的现象呢?我们冷静下来,仔细的分析会发现;这些正在改制的国企代表,或者是所谓的专家和学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大多数是“外因”,这些“外因”的焦点所指向是比较集中的——政府。各类政协委员们,很少有人提到被改制国企自身到底有哪些不足?哪些障碍点?如果有哪位对此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请查看本人所写的文章《国企改制的根本阻力》(网上可以查到)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的报告称,国外公益性国企监管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出资(包括资本金和项目资金),政府经营,企业高管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其经营状况纳入财政预算;二是国家出资,项目由财政支付或补贴,企业市场化运作。报告认为,“中国大部分公益性国企与国外第二种公益性国企类似。政府管理部门对于这类公益性国企的监管,主要是监管财政资金安全、项目质量和营运效率。”

我们不难看出报告写的是一种现状和事实。其实,从深度思考来分析,关键是政府和社会意识形态里固有的传统观念在作怪。常年以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烙印一直深深的刻在人们的脑海里,难道民营企业就是“外人”吗?难道“公益性经营”就不能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吗?


  陈戌源表示,可以按照《公司法》,由监管部门推选代表人选进入公益性国企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出任的董事或监事,除了履行法定的决策和监督职责外,可以由章程规定专项检查公共产品供应量、产品标准和服务质量、制造成本和价格等内容的特别职责。

笔者发现,这位陈戍源先生完全是用他自己的想象在进行讨论,他可能还不清楚正在他发言的时候,已经N多个国有企业被所谓的“推选代表”蹂躏和涂炭,或者是被“推选代表”不闻、不问、不管。请问陈戍源先生,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民航界人大代表说,对于公益性国企的监管,可以在政府管理部门监管规范的条件下,引入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和BOT等以协议约束的监管机制,以吸引和鼓励非公资本共同参与公开公平的竞争,促进国有企业通过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同台竞技提高营运效率。

这位民行代表,好像根本不了解我国国企改制的历程和经历。多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靠政府补贴来支撑国企的运营,只能会导致国企越来越懒,依赖性越来越大,最后倒闭的越来越快。而这位代表所设想的是引入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和BOT等,只能会影响其它系统的公平竞争,所损害的政府形象,以及滋生腐败等严重的后果。              
  一位政协委员对记者表示“公益性国有企业的财务账目应该向社会公开,促进企业经营效率和水平,充分发挥公益性国有企业为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设公共资源合理共享机制中的保障作用。”他说,政府管理部门采用政府审计、专项检查、第三方独立评价等社会和外部监管措施,对公益产品的成本实行认证制度,控制成本摊销,合理核定费用。

这位政协委员的发言,从表面上来看起来“慷慨激昂”、“义正言辞”、“语言顺畅”、“立场鲜明”可以判定为标准的政协发言。但是,要让笔者用德鲁克的管理实践思想来分析的化,这个发音简直就是毫无意义。深度分析:

这句话分成上半句和下下半句两段分析,上半句基本上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废话。关键是下半句:“ 政府管理部门采用政府审计、专项检查、第三方独立评价等社会和外部监管措施,对公益产品的成本实行认证制度,控制成本摊销,合理核定费用。”我们都很清楚召开十七届人大的主题就是改革政府机构,消减政府开支,给中国梦“松绑”,注入新的活力。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位代表的发言,尽管是寥寥几十个字,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几个师、甚至于是几十个师的人马,而圈养这些人马的开销,就会是上百亿上千亿资金支出,更何况该政协委员所说的仅仅是“公益性国企”的审计工作,这仅仅占政府需要监管的项目中很小的一部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政府的监管项目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将会是前所未有量级。按照这位政协委员的说法,这不明摆着就是一句空话和口号罢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国企审计工作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从历史上来看,自1983年9月15日到至今已经有30年了,笔者在这里斗胆的问一句,有多少大案要案是通过审计而破获的?你们自己也最清楚,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你们那些所谓的“骄人战绩”——办理了多少多少省部级、局厅级、县处级、乡科级领导干部,当我们仔细的追查这些“战绩”的记录,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是依靠群众举报才查获出的那些贪官污吏。这就说明我们的审计工作30年来,一直都是在干着“事后诸葛亮”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年,试问政府,这三十年间我们审计署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财政税收支出)可是你们又为人民干了多少实事?政府官员们,难道你们的脸上就没有一点发烧的感觉吗?而另外一个事实刚好相反,在十八大召开之际,到十七届人大结束,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表叔”的斩获、“房姐”的批捕、“炫富哥”的查办等几百位腐败贪官被人民绳之以法。这些业绩没有花政府的一分钱。这时,让笔者想起来毛爷爷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三十年来审计署的同仁们没有一点思考,或改良的思想。2004年7月网上就发布了《审计署官员建言审计体制改革:应设立最高审计院的文章,文章表述了20多年以来,审计署工作中的种种艰难和坎坷,其核心思想是“没有权利”。笔者总结了以下地方国企拒绝配合的原因:

1、一些国有企业轻而易举就否定了审计结论。

2、对于审计指令拒不执行。

3、审计署向媒体披露审计中的问题,影响企业员工的士气。

4、很多企业认为审计署没有权力向媒体公布审计结果。

5、地方政府给审计署的官员“穿小鞋”。

6、审计署员工的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审计署员工工资的艰难,文章提出了两点诉求:首先是独立运营,其次是赋予权力。我以为国家审计署确实是该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了。笔者并不反对审计署进行深度改革的建议。笔者这段文字是想表达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当今在任的国家审计署的官员们一个较为深入的问题:“长期以来困扰我们审计工作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请官员们千万别只是回答出文章中所表述的那两点:“独立运营”和“赋予权力”。如果这个问题官员们回答不上来,有了权力你们就会滥用,有了独立运营你们也就会走进“孤岛”的死胡同。是的,很多人已经思考到笔者的答案了,那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审计署的同仁们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依靠到他们最应该依靠的群体——人民。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反观近几个月,网络反腐风生水起,战果辉煌。这些网民们哪个是在“独立运营”?哪个又被“赋予权力”?他们只是记住了总理的一句话:“反腐倡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凭着这种精神和意志,广大网民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将几百位贪官污吏“挑落马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或经历,在他的眼里好像政府下一个命令,所有的事情就都OK啦。请该政协委员认真的看一下,笔者所推荐的来自审计署内部的文章。在新的改革形式下,运用传统的政府审计方法,一定是行不通的。更何况,该委员的建议还涉及到很多专项检查等其它的部门和机构,仅协调这些机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该文章举了这样这样一个例子:160人仅仅是国企审计一项,在一个省份干了几个月(我们暂且不论效果如何),这个费用开支是巨大的,而文章的作者已经用“大部分人都处在体力透支的边缘”来形容他们身体健康状态,这完全是原始的、作坊式的工作模式。难道这就是我们当今政协委员的提案水平吗?

文章写到这里,很多人会问道;这位陈先生,你写了那么多政协委员们和政府官员们的不切合实际的发言,以及行为,到底你有没有一份你自己的思路和发言呢?

首先,我要明确的是我有,我肯定有。同时我要说明的是,它应该称之为《国家深化改革一整套系统解决方案》

其次,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管控治理系统。它需要解决社会三个公平、反腐倡廉、维护股东权益、为企业抵御各类风险、实施国家和股东的监督、为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而行使的社会监督、完成企业和政府的各项管理治理等等,它所涉及领域非常只宽广;系统学、管控学、管理学、协同管理学、数据挖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食品安全、员工人身安全、信息化管理等等方方面面。它所使用的主题工具叫“IT治理”。

再其次,这个体系在美国实施时,受到来自于美国联邦国家信息安全部门的严重质疑。但是,近些年方兴未艾的“云计算体系”也同样受到了严重质疑。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相信中华民族的IT工作者,一定会比美国人更有智慧来解决这个阻碍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小问题”。

再其次,该系统再周密、再细致,也是我的个人思考,一定还会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需要更多有智慧之人的集体完善。因此,不易在此公开。欢迎有兴趣的仁人志士与我私下深入地探讨这个方案。

笔者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个方案的雏形是在本世纪初,由美国中小企业联盟提出的,一个创新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事物,西方国家在这上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应用工作。做为一个管理讲师、高级ERP实施顾问,在近几年的管理咨询实践中,对这个新事物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思考。因此,以该雏形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改良,设计出了一套多维管控的解决方案。不论政府是否采纳这个方案,我这里都要反应出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政府不作为、轻视实践的工作作风。

记得在09年夏天,某协同软件公司邀请我参加某行业的审计工作交流会议,软件公司希望我讲一下“IT治理”的普及课。没成想到了会场后,看完我的主题,主持人说“看不懂”,我利用会议休息期间,反复给其进行讲解。最后主持人终于同意我最后一个发言。前面的发言大多数是各级审计官员们发牢骚,或者是自我吹嘘,官话套话满天飞,没有有一位官员是有水平的发言。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接近晚饭时间,听者已经是寥寥无几。我立刻改变了我的发言结构,首先,我对前面那些不结合实际的发言给予了严厉批判(这时很多去食堂的参会者,开始回到会议室听我发言),我毫不客气的指出我国审计制度与“IT治理”之间,基本理念的差异:我国审计制度面向的是“事后审计”,其背后代表的是“国家”这个模糊的虚拟概念。而“IT治理”是监控整个运营过程,其背后代表的是股东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审计署干了这么多年,毫无起色的根本所在。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愤然离去,来到了食堂吃饭。很多人围了过来,谈出了他们的感受:有人认为我讲的观点太新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理念。有些人认为难以理解,需要消化。有人认为,难以实现。有人认为,不关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了解。有人认为我这是胡说八道,几十年的审计工作让你全盘否定了。我侧面的了解了一下,这些审计署的官员们,大多数人是由国企当中的老财务工作者中退下来的,他们既不懂管理,也不了解信息化技术,还不熟悉现代管控知识,更不会理解“IT治理”中,深刻的监管意义。这就是一群“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政府官员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四处骂街,天天抱怨,政府不支持他们的工作,不给他们权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拒绝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同时,他们宁愿空谈误国,也不愿意向“实践”迈出半步脚。

我与同行的讲师们相互了解了一下情况;很多讲师在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国资委、统计局等政府部门,宣讲“IT治理”的过程中,都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其反应认知情况,与我所了解的现状大体相近。因此,笔者思考再三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任何“IT治理”的推广机构或组织,千万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政府机关身上,而应把精力和热血“撒”向股东身上,也就是“人民”身上。有人会说:“这不又变成了模糊的虚拟概念?”其实不然,当今的任何国有企业都会有“股东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委员会”,这就是“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实体,他们完全有正当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权利,将这个权利委托给第三方“IT治理”运营机构,就是最佳选择。至于监管项目和监管标准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因为那仅仅是一个技术和实践的问题,更何况美国人已经实施《301法案》多年,目前的版本也已经更新了好几代。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的政协和人大如果不去学习和实践,永远都是在空谈误国。还是李克强总理的那句话:“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将,我们国家的改革进行到底。”


  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竞争性国企监管要遵循商业运作规则。
  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所的专家表示,国资委对竞争性国企董事会的绩效评价,要以资本权益的增值性和资本资产的流动性指标为重点,不宜直接采用经营性的绩效指标。按照资本收益原则,由董事会实施资本价值最大化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表示,竞争性国企价值最大化的绩效指标,以资本回报率、税后净利润等盈利性指标为主。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强化股东收益、投资回报和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并以此实行“优胜劣汰”机制,增加国企盈利能力,形成公平市场竞争。

通过以上这些委员和代表的发言,笔者想起了在两会当中,主持人白岩松临时有感而想起的一个提议:人大开完以后,这些提案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怎样受理才更加科学?怎样受理才能够形成可持续性发展局面,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而不仅仅是在每年这两会期间的十几天的工作?

我以为,白岩松的这个临时动议,提的非常之好。看一看以上记者所收集的各类政协委员的发言和讨论,分析起来显得非常粗糙,讨论的内容也非常不完全、不充分。人大的提案制度已经不是近几年了,两会能否反思一下,我们的人大政协委员的选举流程和方法上是否存在缺陷和不足?我们又如何来考核委员和代表们的工作质量?怎么总是没有一些创新性的改进呢?几十年以来的民主进言体系难道就是这种水平吗?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官方人员站出来指责我,说我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每年政协会议开完之后,政协都会将这些提案统一造册,让后分发给各类专家学者写出“解决方案”,再分送到相关部门,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最终“解决方案”。

每当政府办事人员,按标准套路回答完这个问题时,好像很得意。其实,要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最不靠谱的回答;委员们所反映的每一个题提案,每一份都凝结着人民的汗水和心血。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提高代表和委员们的“提案”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质量,同时也应该对传统的“提案”解决体系,进行有效的改良。因为老百姓们不愿意再听到这种“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应付差事”的标准回复。老百姓需要了解真相。他们需要知道在处理这些提案的过程中,政府有哪些反省?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政府的态度是什么?阻力来自何方?政府打算出台哪些政策?政策出台后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出台政策是否科学?怎样通过合理的运营反馈机制的到不断的完善?这个方案的收益人群,如何与政府产生“良性互动”?等等,这些问题绝非用几句冠冕堂皇的“套话”所替代。

笔者在这里斗胆向政府提出一个建议:既然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为了更好发挥两会的主导作用,并使得两会代表们,更好的融入到人民改革的热潮中。建议中央电视台和某些知名网站联合开设一个两会特别频道,对两会中所涉及的提案,全方位的进行梳理,报道提案的进展情况,研讨“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真正的实现;一边实践,一边思考,一边分析,一边修正“解决方案”之德鲁克式的实践改革之路。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受习主席给我们创造的这份“改革大餐”,同时也共同承载着变革所带来的“痛苦”和“煎熬”。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真正走向成功。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两会代表”和“专家学者”的国家。从三峡大坝的设计方案到铁道部高速铁路的安全系统设计方案,哪一个不是经过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哪一个又不是提前很长时间,就上交给相关各级政府部门多次审批。但是,一旦出现情况,老百姓提出质疑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所谓的专家或学者,出面进行各种各样的狡辩和推诿。最后,政府总会找一些“公职”人员,给予撤职法办,来充当“替罪羊”交差了事,号称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而那些“专家和学者们”却毫无损伤,并转入到下一个提案的设计中去了。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政府处理人民“提案”的“方式”或“结果”吗?无数大量的事实证实了笔者的这个观点——依靠“专家学者”们的纸上谈兵,必将误党误国。

    著名媒体评论人陈雪频在微博上这样写道:“中国有两个管理学。一个是在高校里,那里的教授在建立一个个模型,发表一篇篇论文,但很少有实业界的人看得懂他们的文章。一个是在企业里,那里的管理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对管理经典阅读,总结出一些能指导实践的理论。这两个圈子的人相互鄙视,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圈子得到尊重的人凤毛麟角”。陈雪频讲出了当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这些都是政府“推波助澜”的结果。因为政府官员们和专家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良嗜好——不喜欢参加一线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工作。政府官员习惯于听汇报进行工作判断,而专家学者们则更喜欢从理论书籍、专业文献、实验室、逻辑推理等环节中,进行工作判断。政府官员往往会认为一线员工素质低下、眼光短浅、与其沟通交流无法进行。而专家和学者们,则认为一线员工“知识浮浅”,不学习钻研“他们的理论”,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与其沟通非常痛苦。诸不知,真正的实践者和智者,正是在这个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孕育和成长着。所以他们真可谓是“臭味相投”、“一脉相承”。所以,笔者关于设置中央电视台两会特别频道的设想,正是希望由政府出面搭建一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实践家、普通老百姓等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大计的互动平台,将两会的“提案”工作,常态化可持续性发展的高招妙计。


  取向
  坚持市场化改革
  “垄断性企业占国有企业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这部分企业的改革对于构建国企竞争力、创造力和影响力非常关键。”全国人大代表、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邵宁先生的这句话,完全是“避重就轻”。正是这“很少一部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正是这些铁老大、石油王、电信霸等国有企业,受着政府和国家保护的国有企业,圈养着无数腐败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他们为非作歹、强取豪夺。说严重一点,他们就是新形势下的“土匪”、“黑社会”,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而他们才是国企改制的“关键点”和“重头戏”。


  “随着改革的深入,所有制的概念将逐步淡化,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做不好,最后就是破产,没人救你。”邵宁直言,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正是国资委对国企改革追求的格局。 

邵宁的这翻话说得非常好,刚好回答了前面“民航界代表”的提议。


  “国企改革尚在进行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邵宁说,比如大型企业母公司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展较慢,存续企业的消化还比较困难;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经理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经营管理制度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尤其是缺乏市场化退出通道;一些企业内部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

在这个自然段中,邵宁先生仅仅是说出了当今国企改制的现状,而并没有深挖,在这个现象当中,我们国资委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难道“不管不问”、“听听汇报”、“审阅文件”等表面工作,就是处理问题的唯一办法了吗?如果邵宁先生周围,能有十几个被改制国企的基层员工做为好朋友,你的发言会比现在的发言,要厚重得多得多。如果邵宁先生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放弃官职,到湖南农村乡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取证(而邵先生只需要在被改制的国企中呆上三个月)。相信邵先生定能成为国企改制的顶级专家和领导者,因为我坚信邵主任的智商和情商,而你们最缺少的仅仅是德鲁克所倡导的实践精神。而这种东西恰恰是现代管理学中,最重要的东西。


  作为国企改革的“重头戏”,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改革方向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认为,在完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逐步减少对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进一步完善出资人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选任机制。

笔者非常欣赏刘瑞先生的最后一句话:“进一步完善出资人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选任机制。”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国有企业干部选任机制的障碍和陋习。对此感兴趣的朋友,请看一下我写的《国企亏损之解决方案篇》、《人力资源管理循证》等作品。


  “企业就是企业,这几年国有企业一直在改革,"国有"两个字更多只是个概念,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任何的输血渠道都不存在。”邵宁说。
  刘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竞争性领域,下一步国企改革不是要“一家独大”,而是要着力构建一个与民营企业共赢发展的机制,把竞争者变成合作者。一方面保证已经形成的公平竞争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大股权多元化力度,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

刘瑞先生的发言说的很对,但是过于泛泛、空洞和不切合实际。根本就没有讲出多元化股权的内涵和核心意义。在这里笔者很想用德鲁克的实践思想,以及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来分析和批判代表学院派刘院长空洞的发言。

我们先分析一下刘瑞先生的这句话“下一步国企改革不是要“一家独大”,而是要着力构建一个与民营企业共赢发展的机制,把竞争者变成合作者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目的表达,同时也没有表达出最终的目的——提升企业绩效。也就说“把竞争者变成合作者”、“股权多元化”、“上市”等都是过程,这个过程运营不好,就不可能达成刘院长所描述的美好目标。这就是理论家和国有企业常常会犯的管理错误——“过程目标化”

    每当笔者说到以上感受时,就会有些国企的高管会不服气。笔者所就职的这家国有钢铁企业,从改制启动,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从母公司到子公司,有与各类企业合作的公司上百起,盘点下来看,大多数是在倒闭,或严重亏损线上苦苦挣扎。笔者可以用事实和实践来告诫那些理论家们;“把竞争者变成合作者”、“股权多元化”、“上市”等行为和举动,并不能改变国企亏损的命运。这些多年的实践,可以向刘院长所代表的理论家们证实,理论家的推断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是不是就不应该进行这项工作了呢?事情并非是这样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仔细的分析理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务实”的细节;他们提出“与民营企业共赢发展”和“多元化股权”中,一个强调的是“民营企业”,而另一个强调的是“多”。中国有句古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话一语道出了理论家不切合实际的根本错误之关键点。也就是说,通过近几年以来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实践来看,合作方是不是“民营”企业?或者是“股权”是不是分散?与改制能否成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有人会问,那么这几年改制后的国企所暴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国企改制的“仙”和“龙”到底在哪里呢?

在改制企业的运营中,出现大量的对管理理念和价值观的争议,这种争议最后导致股东各方对管理权力的争夺,这样一来就会出现管理混乱,最终演变成“合作解体”。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也同样会在其它的“合作体”中有所表现。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有我国股份制改造的时间较短的问题,也有我国管理人员的素质低的问题,也有我国管理人员对先进的管理理念之理解和学习力的问题,还有改革开放的适应问题,还有各种人群的价值取向的问题等等,笔者不在此处一一列举。只不过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表现的比较强烈罢了。在本人长期研究,并参与国企的改制的实践,苦苦寻求根本原因很多年。追究其原因,我们还是要从国有企业的“劣根基因”开始谈起:

1、和政府官员一样,喜欢空谈,缺少实践精神。

2、不愿意深入调查研究,喜欢“一刀切”,武断的管理方法。

3、在处理问题时,喜欢推诿,不愿意承担责任。

4、习惯于对“指标”负责、对“上级”负责、对“规章制度”负责。而就是不懂得管理的真谛是对企业绩效负责。

5、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自我封闭,拒绝外部或他人的声音,缺少自醒和反省的美德。

6、对新生事物不敏感,缺少创新基因。

7、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8、喜欢空有其名,花架子工程,拒绝真话和实话。

9、喜欢政府型的塔型管理模式,加大了中间管理层数量,机构重叠、臃肿,相互划界,难以协同,增加内耗,降低效率。

10、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学习能力低下。

笔者在这里所列举的国有企业“劣根基因”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其形成过程历史悠久,而且和政府官员“一脉相承”,历史至今有多少仁人志士想改变这种困境,大多数人都会“寿终正寝”、“无功而返”。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和生长“土壤”就决定了他们必将走向“失败”的命运。这时,有人会提出:“引入民营企业资本不就能改变国企的劣根基因吗?”通过大量的实践和实验可以证明,那仅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民营企业又会有民营企业的“劣根基因”,运营起来比国企有过之而不及。他们的做法即简单又粗爆,常常采用“大换血”的方法解决“劣根基因”问题,几年前有某家民营企业兼并“通钢”,最后将矛盾激化成“打死总经理”而宣告失败。更何况,我们国有企业的改制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们获得幸福,绝不是让一种“劣根基因”取代另外一种“劣根基因”,这完全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而我们在这里讨论取向问题的官员们、政协委员们、人大代表们的取向正在偏离我们的改制方向,你们寄希望于“民营企业”、“股权多元化”、“上市”、资产重组、“顶层设计”等设计行为,都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劣根基因”。(有兴趣的人请看笔者的文章《国企改制的根本阻力》、《人力资源循证学》)。请委员们放弃那些不切合实践的讨论,跟笔者一道,用实践和成果,来寻找我们国企改制的“仙”和“龙”。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发现笔者所说的这些“劣根基因”全部是管理问题。其实说到底,国企改制的问题的根本,就是公司治理问题,也就是深入强化的管理问题。我们只有回归到事物的本身,才会提出有实质意义的问题——有没有一种股,他能够改变各种类型企业的“劣根基因”呢?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往下想,我们就会非常坚定的回答:有,一定有,它就是——“IT治理股”。说的这里很多人会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崭新的思想概念和独创的意识形态理念。它并不是虚幻异想天开,也不是花架子式的空中楼阁,更不是缺少实践精神的理论家们所设计高深莫测的运营体系。它完全是笔者三十多年管理咨询、ERP实施的工作结晶。在笔者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每天都要和各种类型的“劣根基因”行为进行斗争、抗衡、交流、改良、说服、佐证、分析、批判、调整、妥协等工作。从八十年代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系统分析员开始,笔者一直都在思考“第三方顾问”的管理问题,直到这一届两会的胜利结束,使我对这个目标设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成熟。我愿意成为创建“IT治理股”的第一人,同时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希望看到这个设想的同仁们、IT界的巨头们、智业从业人员、政府监管部门、IT治理机构、ERP供应商、各类管理投资公司、各种股东群体、国务院发改委、各级职能部委、管理学的专家学者们等等感兴趣的人们,能与我进行深度的沟通和交流,将国家治理走向崭新的未来。

“IT治理股”很多人会错误的理解为是某些大型集团公司的智囊中心,这是对该股份理解不深的表现。为了保持其第三方的独立性,它应该与各家股东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同时要规范其行为,使其不要陷入帮派的“办公室政治斗争”中去。它的业务范围可大可小,这完全取决于股东们的需求,以及自身能力的表现。但是,它最基本的功能是代表广东行使监管职能。它是通过一个标准的“法案接口”(美国称其为萨班斯法案)将实时数据,传输到各类专业的托管公司,进行监管(国外已经非常普遍)。它将公平、公正的平衡各类股东的利益,制约大股东的权利,消除各方的误解,它的改良“劣根基因”管理工作是依靠信息化流程来完成的,它代表股东对经营管理问题提出质疑,要求经营者给出合理满意的回答和解释,对管理者人事调动提出建议,它的存在将消除管理上的“人质”行为。它可以帮助培养企业自己的CIO(首席信息官)、CKO(知识管理总监)、CLO(培训总监)、风险管控师、数据挖掘师、软科学应用工程师等工作。这个股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发展、搭建企业的“知识型员工”团队,这项工作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中,是根本办不到的。这种股份将彻底改变,当前集团公司“年薪制”(非常粗糙的考评体系)的格局,使得法人、职业经理人、高管等受到第三方监管的约束。

当然,以上关于“IT治理股”的设计描述,仅仅是一小部分,由于篇幅的原因,无法在这里全面展开。它的完善还需要更多改制的国企不断深入的实践,本人也非常愿意投入到这个变革中去,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两会期间表示,下一步国企改革,特别是要推进股权多样化,包括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步伐。

黄淑和的这句话,毫无疑问的将“股权多元化”引到了一个“死胡同”中去,他把“股权多元化”和上市做为终极目标。我们任何一个管理者都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股权变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两个概念,我们的官员也好,专家也罢总是喜欢想像和推理,他们会简单的推理为,股权改变了,思想意识形态也就会改变了。于是乎,有些人就会在这个错误误导下,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国企改制行动。我这里只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国有钢铁企业,在建设初期中央国企股占51%,地方国企股占49%,运营以后每个月都出现亏损(四到五个亿),两个股东天天“吵架”,打的“不亦乐乎”,在打打闹闹中,该联合体亏损一百多亿,最后该地方国企只好宣布退出,这样一来,就必须有新的资本注入,为了这个新的资本注入,国家和政府绞尽了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强按头引入了另外一家地方国有企业注资。但是好景不长,运营了不到半年,该地方国企同样撑不住了连续的亏损,同样宣布退出。现在该国企一直在亏损,所有的想法都用尽了,谁也改变不了巨额亏损的事实。这时,黄主任该说了;“赶紧组织上市啊”。其实,该联合体的母公司,早在在十几年前就上市了,就是这样一只股票,也是大部分时间进入了“跌停板块”,现在已经进入了垃圾范畴之内。最近该国企正组织人员东拼西凑,想把各地有盈利的企业拼凑在一起打包上市。以此来获得资本。依照本人的分析这些人脑子都进水了,他们都和黄主任一样,把股民当成傻瓜来看待,即使是拼凑上市,不就是垃圾股里又多了一只国有企业的资本吗?和以前能有什么区别吗?这样能改变国企亏损的命运吗?


  对此,刘瑞认为,通过加快整体上市,不仅可以增加国有企业运营的透明度,也可以加快企业现代化管理机制的变革。但是,也要划定一个“安全线”,对于一些特殊行业的国有公司,还要保证国有的相对控股权。(.经.济.参.考.报)

刘瑞先生可能还不清楚,所有的股民对国企的管理,并不感兴趣。而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又掌握在少数职业经理人和高管手中,这就最大的隐患,上市后很容易造成内外勾结,强取豪夺国有资产。这时的企业已经是“王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企业绩效只能是每况愈下,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持股者的炒卖获利行为。所以说整体上市,并非是国企改制的灵丹妙药,说不好听的,没准是将国有企业推向了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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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3/12/20 18:24:49 | 博客 | 圈子 | 发送站内信 | 加为好友 | 邀请加入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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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5/2/27 11:27:26 | 圈子 | 发送站内信 | 加为好友 | 邀请加入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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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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